男子追求已婚女子并持续上门骚扰 法院这样判

另外，借鉴风景区保护协定、绿地协定（都市绿地法46条）的模式，保证协定内容的公开并允许提出意见书，建立公正透明的契约构造。

基本权利的保障职责义务和问责监督机制缺失，基本权利对应的宪法救济机制空白，在宪法实施和适用，宪法遵守过程中，没有明确、具体的宪法权力清单，禁止类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力清单，权利保障类作为和不作为的义务的具体化规定，宪法权力及权利保障义务不具体明确性、过于抽象、宣示性而非强制性、操作性差、不可问责。征收及补偿决定等对公民基本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规章以下的抽象性法律行为有待纳入宪法监督。

49  陈昌新等诉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合同案(2014)温平行初字第138号，北大法宝数据库，（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10日）。1.说明理由及例外：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a)以任何方式全部或部分否认、消灭、限制或损害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课予、加重义务、负担或处罚。充分履行说明理由义务。……人民必须具有自决的能力。规定国家的人权保障义务。

杨建军：《重访司法能动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紧跟着这一方法论论据的是实质性论据。因此，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更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检察院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也是通过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方式决定案件进程是否继续以及如何继续。[47]尽管这些问题最终有待出台我国《国家监察法》来予以解答，但是，现阶段仍然可以从《改革试点决定》的内容本身看出一些端倪。监督与制衡各有其优势与劣势。[16] 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法学》2017年第3期。

摘要：监察体制改革导致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和检察院部分职能的整合，引发了监察权和检察权法律性质的重新定位。[22] 陈光中：《关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对其他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检察院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院才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55] 同前注10，童之伟文。虽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同时检察人必须树立正确的履职理念，法律监督并不一定非要以侦查权作为支撑，[58] 一旦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不服从，人们就会正大光明地不再服从。既然监察委员会全盘吸收了行政监察部门的职能，并且与纪委合署办公，显然也就一并接收了相应的监督方式。

[39]如果检察院因审查起诉的需要而保留部分侦查权，则以丧失侦查权为由否定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的观点将更加无法自圆其说。[34]姑且不谈这种观点的结论正确与否，笔者认为其理由就存在错误。因此，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定位应当是平行于一府两院的专门行使监察权的国家机关。[51]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48] 同前注19，马怀德文。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作出处置决定是在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之后。

《改革试点决定》毕竟不是法律，因此有学者指出其确立的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权限和手段，大多过于抽象，尤其是处置权有哪些处置形式，是否包括惩戒处分（记过、撤职、降职、开除等）和处理（如调离岗位、责令辞职、移交司法处理等）。[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制衡体现的是权力主体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从而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在没有什么法律监督机关的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检察监督的范围则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由此可以推知，对尚未构成犯罪的公职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监察委员会可以直接作出相关处理决定，这种处置权是实体性的权力，而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对象行使的处置权多数情况下是程序性权力，不是最终的处理权。[45] 参见李张光：《关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年1月1日第5版。[⑤]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42]有人则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改变、更不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和属性。[28]宪法将检察院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的观点占据了相对多数。

从性质上讲，检察监督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评价，在被监督的权力尚未行使之前即予以评价，就属于权力的越界，事实上会形成法律监督权对其他国家权力的不当干预。更何况，由于监察委员会调查完毕后仍需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因此，检察院是否应保留一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目前尚无定论。

检察院对审判行为的监督是通过抗诉的方式来进行的，抗诉并不能直接改变法院的审判结果，只能启动再审程序。制衡是双向的、稳定的和刚性的，但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

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对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主要根据在于两点：第一，在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机构体系中，检察机关是在权力机关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国家机关。在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监督的范围应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要排除抽象行政行为。侦查监督包括批准逮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第二，检察院的监督对象覆盖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主体，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职权行为合法性的全面监督。基于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性质就是法律监督权这一理论前提，许多人将检察院的上述五种职能都归入了监督权。

[⑥]制衡则体现了不同权力之间互相牵制的关系。[⑧] 曾龙跃：《制衡学说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载《检察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28] 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39] 2017年6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以首善标准完成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北京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上）》，报道了北京市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首例采取留置措施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一旦公职人员存在腐败行为，则应由其本人承受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其进行的调查和处置。[33] 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反腐机构，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自然人行使监察监督权，通过约束权力行使者来实现制约公权力的目的。由此可见，监察权具有综合性和混合性。

然而，一种权力的行使能够起到监督的效果并不等于这种权力就是监督权。在实质意义上，我国一切国家权力都来源于人大。

[38]显然，检察院在行使这几项职权时并不直接介入被监督对象的权力行使过程，而是以独立的身份审视被监督者行为的合法性，这恰恰是监督权的本质特征。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一种观念，即认为制衡专属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体来说，制衡是一个异己的、不相容的概念。

因此，有学者指出检察院的上述职权并不属于法律监督权，都是诉讼中应有的制约机制，属于正常的诉讼程序。尤其是留置这一新措施，其诞生的初衷是替代纪委的双规和两指，但又不同于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